最近坐长途车比较多，路途中，一直在听森田童子的歌——她的歌最适合循环反复地听。可惜，她只出过六张专辑。如果经常出门，如果路远，即使这样反复，也几乎不够听。
   她18岁时，从高中辍学，那是1970年，和她同时代的村上春树正在度过他的写作准备期，中岛美雪正在参加各类音乐比赛，森田童子也在完成她的准备期，只是，她的目标十分模糊，她似乎是在一个半透明的茧里左冲右突，辍学的五年里，她只是四处旅游和交朋友，这些朋友身世来历不一，难以归类，共同特征只是年轻。然后，所有关于她的资料都会提到1972年夏天，这一年，她的朋友突然自杀，对她冲击尤大，对敏感的人，一次死亡似乎等于所有的死亡，一个夏天的经历也抵得上别人十年的经历，一瞬间，她就老了。
    第二年她被引荐给唱片公司，凭借一首《再见，我们的朋友》迅速蹿红，第一张专辑《Good  Bye》出版于两年后的1975年，当时她23岁。唱片封面上，她头发蓬乱，戴着墨镜，穿着深色的衣服，背后是阴沉的天空，此后，她始终以这种形象亮相，遮盖了她的本来面目。而“森田童子”这个名字也不是她的本名，据说，她以“童子”为艺名，只因她喜欢马奈的名画《吹短笛的男孩》。
    她注定不会像中岛美雪那样成为一棵长青树，她这样的艺术家，注定要扮演流星的角色，一闪而过，闪耀的片刻，极为璀璨。整个70年代，她只出过三张专辑。1976年的第二张专辑《Mother Sky》让她成为全日本年轻人的偶像，年轻女孩子开始模仿她的装束，各种歌迷组织迅速成立起来；1977年的《A Boy》则成为她在70年代的最后一张专辑。令她的声誉达到顶峰的，是此后的一系列演出。她最后的一张专辑是1983年的《狼少年》，随后，她结婚、退隐。也正因为这样，她似乎从来不会老去，代代年年，都可以替年轻人代言，1993年，剧作家野岛伸司在电视剧《高校教师》中用她的《我们的失败》作为主题曲，喜欢那首歌的，照旧是年轻人。
    她有我见过的最清丽的歌词。这是《雨的自由式》：“今日在夏日的河边，两人要分离了，我默默地吹着草笛，呜呜呜呜，你穿着花样的连身衣裙，含着泪，静静地站在水中，呜呜呜呜，在大雨中游着自由式的你，看起来非常美丽，非常美丽，夏天来了，又走了，我决定了，也许再也不游泳了！”还有《如果我死了》：“如果我死了，请悄悄地将我忘了，寂寞的时候，就在我喜欢的油菜花田中为我哭泣吧。……如果被雨敲打的，杏花散落一地的话，离乡背井的我，将竖起衣领，漫步在雨中。”
    如果音乐有颜色的话，森田童子的歌，应当是深绿色的。像有一年在泰国，从曼谷去芭堤雅的路上，车窗外看见的那条河的那种绿。那是一条死去的河，既不和大河相接，也没有水源补充进来。河水里长满了藻类和水草，呈现出一种浓腻的绿色，偶然点着几点白色的小花，或者几朵红色的睡莲，有时候，是一只白鹤站在水里，长长的脚杆露在外面。在几个小时的路途中，那条河始终在车窗外，偶然被树林和木屋遮挡住，转个弯，又出现在视野里。那种绿，即便是在热带的阳光下，也让人感觉出凉意，但也许，是车上的冷气开得太足了。
    还像以前在学校，夏天的傍晚，急雨之后打开窗户，雨的气息还没过去，树叶间亮晶晶的，把屋子里映得绿幽幽的，那情景，像有人形容她的歌：“是暮春的少年气息，偏离的明亮和尖锐。”只要听她的歌，这种绿意就来了。
    她是少数几个完全不能被翻唱的歌手，也许，翻唱不出来的，不只她那种弱弱的嗓音、那种哀伤的调子，还有那种深藏其间的绿意。

《阁楼》（《藏尸楼》）。黑泽清电影。非常喜欢。电影里，从头至尾，一直在刮风刮风。《游泳池》、《北极圈恋人》里，也有那么大的风，一直刮一直刮。
《修罗雪姬》。算是《杀死比尔》的母本，但那个时期的日本电影、香港电影，大概都可以算是《杀死比尔》的母本，因为永远只有一个故事核：逃亡，复仇。
多年前在《第41号女囚房》里看到梶芽衣子，惊为天人，现在再看，感觉没有那么美了，而且在女囚系列里，她永远保持同样的表情，怒目圆睁、心事重重，一天戏演下来，大概眼角都绷裂了。
《修罗雪姬》电驴上有下的，字幕在豆瓣的字幕小组里可以找到。
《死刑宣判》。凯文·贝肯主演的复仇电影。复仇，实在是我喜欢的电影主题。
《恐怖废墟》。08年的恐怖片，到现在还没看到像前两年的《客栈》、《隔山有眼》、《寂静岭》那么好的，现在只有等下月的Midnight Meat Train 了。顺便推荐个刚发现的小组：克里夫·巴克。
《红色康拜因》。至少，单从编剧看，故事流是顺畅的，情绪也很稳健，弑父的主题也没弄得十分扎眼，甚至那孩子最后的转变也不彻底，没有落到温情杂志式的叙事窠臼里。最妙的一点，是几乎全部外景都是在兰州附近拍的，看到了兰大（还有兰大本部的地下招待所！）、民大、黄河铁桥，甚至我的老家，但被拍进电影里，总不是那么像，有种如期而来的陌生。
《灭顶之灾》。从希亚马兰的作品里，可以学习到如何辨认自大加偏执狂。
《战栗空间》。老片子了，最近才看。有句台词需要记下：“住纽约的人怎么会没有止痛药？”
《堕落之地》。去年这个时候，朋友们聚在一起看的，开始有点令人不耐，后来我们慢慢发现这是个好片子。前几天又重看一遍。
正在下的还有《梦断情天》、《北方小镇奇谭》（已经下了十天了也下不完），刚看完并且写了影评的是《超完美地狱》，准备看的有《将爱放逐》（其实已经看了二十多分钟，感觉是一个超牛的片子）、《彩虹老人院》和《裸杀万里追》。

今天黄昏有火烧云。
十分钟前停电了。

我坐在W简陋的办公室里问他："兰州变化了吗？"外面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没什么变化。"突然间，他想起来了，单位的门口装了一个过街红绿灯。以前那里经常出现事故，现在好了。

这个办公室有点安静，W是一个从外地归乡的人，广州以及一些其他的城市，他突然发现自己每天坐在各个角落玩网络游戏，整个下午整个下午地泡在黄河边上打麻将。生活悠闲地要将人吞噬，而他正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离开。

我问每一个兰州人，你们的生活是什么，他们的回答都是休闲。入夜的兰州，张掖路步行街人满为患，兰州市内一个个被称为"万人坑"的啤酒城沿街铺展。兰州人老胡说，城市的消费低，2块钱一瓶啤酒，喝一晚上也没多少钱。老胡的儿子小胡说，"人人都会不断地炫耀喝酒时候的劣迹。"

在老胡工作的市场附近，是可以用11.5元人民币过完一天生活的。早上起来，2.5元的无名小店牛肉面，中午4元的炒面片，晚上可以吃到带4个菜的5块钱盒饭。城市的打工者居住在各个城中村的"小炮楼"里，每个月低到60元的租金。那些临时搭建的房屋一次次成为市政改造的拔除对象，但都没有成功。那里没有暖气，没有一切，但它提供了用低廉价格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你见证了这样的生活，你就不难理解兰州人为什么支持政府对牛肉面价格的限制，虽然它几乎受到了其他地方媒体的一致批评。每个清晨，全市人民吃牛肉面的场景是这个城市的狂欢。7月2日，我在一只船街道的一家牛肉面馆里看到的，这里富贵贫贱云集，区别只在于，官员模样的人是有秘书为他排队，为他端面的，还好，嘴是他自己擦的。W跟我谈起兰州时，至今还无法理解所有人在一个腊月二九的大雪纷飞天，在一座破烂的牛肉面馆前喝面汤的场景。

兰州是唯一一座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

在兰州消费的低廉背后，是整个城市迟滞的经济，这里的人均收入居于西部十个省会的倒数第二，房价涨幅却是西部第一。兰州市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从1998年起就开始低于全国水平，此后不断拉大。在曾经贵为共和国长子的辉煌后，这个城市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突围方式，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模糊的发展方式，阻碍了他的前进，也淹没了更多人的发展。

兰州从2005年开始，一夜之间完成了240家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8万多人的庞大国有企业职工一夜间消失，加上之前的改革，形成了17万人左右的下岗工人群体，在同等规模的城市中，兰州是唯一将所有市属企业职工解除国有身份的城市。

我在一只船街道采访，王先生是兰州本地毛纺厂的下岗职工，我见到他时，他正在附近的牛肉面馆排队买面，他每天早上都会到这来吃早饭，一碗3块钱的价格，让他感叹物价上涨地太快。

本来，他每天吃完面是要到附近的证券交易所去的，儿子给他每个月从西安寄回来的生活费，他攒了一些，加上之前的存款，拿去炒股了。3万块钱的投入，变成了1万2，他大骂招商银行的股票不争气，说自己从来不听小道消息，买的都是龙头股，没想到落到这个下场。

然后，他把气又撒到了兰州的市政建设上，他去过银川，儿子带他去的，他说起了那条20多公里直通贺兰山的八车道大马路，"很多人都说那是形象工程，兰州连形象工程搞得都比别人差。"

兰州真是个奇怪的城市，在全国各地的政府只争朝夕、大干快拆地经营城市之际，这里竟然在西关十字这样的繁华之所，将一片拆迁过的空地长期闲置，用围墙围起来。他看起来就像兰州这座城市，四处是墙，向南看是山，向北看还是山。

兰州城外荒凉的山

这个城市最光鲜的人是政府公务员、兰州石化的职工，还有打南边来的浙江人。在兰州城内，举目望去都是以"国芳"打头的商场、超市，浙江人张国芳是这座城市的大佬，由于他的到来，许多浙江人人到此投资，控制了从房地产到零售业，甚至发廊等服务产业。他们是兰州城里的新贵。

一家浙江人所开发廊的门口挂着一块铜牌，上书：为了开发西部建设甘肃，您辛苦了，请进来休闲。似乎兰州本地人就只能休闲，除此之外，在这个亚寒带北纬36度，每年若干场沙尘暴的工业城市里，他们还能做点什么。

这个城市被黄色的土山包围着，从远处看像是一座奇迹。他的中川机场是中国离市区最远的机场，从机场到市区的旅途，是一次神秘的体验。先是荒凉的山一直向后游走，呈现金黄色的苍凉，只有那些隐没在群山中浇灌树木的喷头，喷出的水，洒在绿色上，那几乎不能称为树木，而是点缀黄土山的绿点。城市的到来是突然的，楼群，处于两座山之间的狭长城市，让人想起了绿洲等等可以形容奇迹的词语。

谈到本地经济的发展，大部分人都要抱怨这个城市的局限性，他似乎没有冲出去的可能。兰州的东边有座大青山，人们一直企图将他削平，让城市的空气自由流动，改善兰州被夸大其词的污染。房地产公司接手了这个生意，引入黄河水来冲刷，最后，公司陷入一场诉讼，兰州的移山梦想也到此为止。

兰州的作家张海龙说：在兰州，很多人都随时准备上路，冲入外面的世界。为什么，从他们嘴里听到的，是如此地热爱这个城市，但他们却把这座城市称为过客的城市。这本就是一个移民城市，解放后的支持西北建设，让这座城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地人群体。

西关十字停滞的建设

小胡已经在广州工作了很多年，他的家庭也是典型的移民家庭，父亲是苏州人，母亲则是沈阳人。在他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跟着父亲去成都，出省之前根本不知道山上可以是绿色的，"过了秦岭，我说我的娘啊，山是绿的。"

他从兰州大学毕业，至今仍然习惯在广州操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以此标榜甘肃人的自豪。他怀念他的城市，想念那里的羊肉和黄河啤酒，我能从他的字里行间，读出健谈和热烈，因为他正在描述他的故土。

但是他说，兰州的生活过久了很腻。我更愿意理解为是那种生活缺乏激励的无所事事。他描述他的生活，在兰州大学上课时，他们也搞当时时髦的网络文学，还出书，可是一群人的消失后，兰州依然变成个节奏缓慢的地方。

我对我的同事说，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喜欢讲财富的故事，而在整个西北，更多听到的则是休闲的故事。每个城市都站起来说，我是休闲之都。真的，他是我这一个月来听到的千篇一律的介绍。关于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大多数人则语焉不详。

人们还在继续他们的酒宴，7月2日凌晨，我在中山铁桥上看到了一对恋人，男的已经喝醉，一直在对女的说，"你不要拉着我，我就是要找"，我不知道他在找什么，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在我漫步兰州城的夜里，竟看见了很多。全中国的城市号称能喝酒的不少，但在这个城市，我看到了如此多的醉汉，他们有那种不醉不归的狂放，在这样一个干燥而遥远的城市里，酒或许是他们的安慰。张海龙曾经把俄罗斯的严寒和兰州的荒凉相比，以此说明兰州人好饮的原因，他引用了伊沙的诗来说兰州："夕光中有个人酒醉后在桥上弯着腰剧烈地呕吐，每个人对生活都有自己的感恩方式"。

兰州到底是不是一座过客的城市，我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学范本。有一种说法是，每5年从这里出走的人才，相当于一个兰州大学。当我和小胡，以及其他的一些兰州人交谈后，我能清晰感觉到他们对这座城市是如此地热爱，有血有肉，但他们还是一个个地走了。或许正如许巍的歌唱一样："我思念的城市已是黄昏，为何我总对你一往情深，曾经给我快乐也给我创伤，曾经给我希望也给我绝望，我在遥远的城市陌生的人群，感觉着你遥远的忧伤。"（金羊网讯） 07-07 │评论(525)

老B是个警察，听说我要到兰州，事先准备了几套大酒方案企图放倒我，但我突然袭击提前到达，他的方案全部落空，只好临时叫了两个朋友，用羊肉"灌"我，马中华羊肉馆、阿西娅羊肉馆；羊脖子肉、羊羔肉、羊排肉、羊腿肉……手抓之、水煮之、烧烤之、辣椒炒之……各有特点，我转遍西北全部省份，终于在兰州大快朵颐。但兰州的美食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羊肉，而是面。

第二天早上，老B带去拉面馆，据说这家馆子用的是传统和面手法，使用一种叫蓬灰的添料，与众不同。一大碗热腾腾地端上来，一筷子下去，挑入口中，面还没咬断，味道已经在舌尖上炸开，七八种不同的香味沿着味蕾搭建的纹路四散，通过食道，奔向身体四面八方，几个小时后，胃里依然暖洋洋，热烘烘，全身通透，让人幸福得直哼哼……有读者要求写写吃的，那就吃拉面吧。

一直就听说，兰州人性格生猛剽悍，很像放了五大勺辣椒的拉面，吃上几口，只会感觉到辣，至于拉面的本味倒不明显了。老B说，他们做警察的，晚上出去跟朋友吃饭，都会小心翼翼，没人敢招惹小年轻的，那些人根本不顾后果。跟这些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喝酒不行点酒令，不放倒几个不罢休等等在兰州常见的场面，不值一提了。王朔小说《动物凶猛》里所描述的那种不顾后果的生瓜蛋子，北京已不多见，但兰州到现在还经常出现。

我到兰州的几天前，某17岁少年，携女友一起卖国旗和奥运会旗，大概是想赚些零花，但因五毛钱，和另外两个大不了几岁的青年人发生争执，被其中之一一刀捅中要害，少年带刀欲逃，然而，立仆，当街殒命。兰州出身的作家颜峻，在文章里讲述韩松落的故事：有一天深夜，和朋友在广场南口冷饮摊上聊天，高楼顶上，一个人点着自己，跳了下来，就落在离他3米的地方。这个人是一个绝望的债主。又有一天白天，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一对男女争吵、扭打起来，那男的一挥手，一道血光从女的脖颈处飞溅出来。他们是一对正要分手的情侣，男的不愿意，一怒杀了她……

颜峻和韩松落都已是知名作家，无缘相识，但我认识的兰州籍文艺青年为数不少，一般说来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人生轨迹，毕业于兰州大学或者西北师范大学等学校，一度在兰州晚报或者晨报工作，最后走出兰州，到北京或者广州等地发展。比如广州某大报美术总监墨白、杭州某大报编辑张海龙、法律工作者许志永等等，兰州的愣头青和文艺青年数量都相当多，如果说不顾后果的冲动和对理想的追求有相通之处的话，那么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愣头青和文艺青年在本质上的一致就可以理解了，不理智的时候惹祸，读了书，理性上身就变成了理想主义者。

兰州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在文艺青年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王轶庶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某一天，忽然迷上了摄影，于是放弃了文字，不吃不喝不眠不休，现在，他已经成了很多人嘴里"文字最好的摄影师"了；许志永，从事法律工作，读书时，就胆大到写公开信要求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然后，那条例就废除了。当然，他参与的公开信不是唯一原因。他还义务为很多棘手的案件充任律师，为很多人敬仰。而留守兰州的警察老B，年轻时热爱摇滚，曾和几个哥们组建乐队，不时演出；还参与组织过兰州第一家户外俱乐部，登山过海走沙漠。四川地震，他们的俱乐部搞到100多万捐款，直接送到很多受灾的村庄；他所领导的工作小组每年都是先进集体，奖状挂满了办公室半面墙，而同时，他居然还是个专栏作家，用白描手法讲故事，文笔洗练，追捧者众……

兰州也出怪人，比如曾经在南方周末做摄影师的柴春芽，做过教师、编辑等职业，喜欢武术，每天晚上都不顾环境地练上半个小时拳法，跟他一起出差，睡觉前是最难熬的时间……某一天，不知道哪根神经被触动，柴春芽忽然跑到四川藏区支教，据传，那一年，闲暇时，他会躺在草地上，对着满天白云大声朗诵自己的诗。现在，柴春芽辞去工作，闭门制造小说，并坚信自己一定会成为，或者已经是文学大师了--祝他成功。

世人眼里，比柴春芽更怪的该是杨丽娟，愣头青对好勇斗狠的热爱，王轶庶对摄影的热爱，柴春芽对文学的热爱，许志永对公正的热爱，加在一起，或许都赶不上杨丽娟对刘德华热爱之万一。为了刘德华，杨女士可以舍弃一切，九死而无悔，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劲头，世界之大，几人能够？兰州人执著的劲头，杨女士身上即可见一斑。

兰州还有另外一个标志，就是中国受欢迎的杂志《读者》。关于《读者》，曾有书摊老板娘向著名教授李淼推荐，说："你看起来还挺年轻。"李淼说："承您吉言，我虽然看上去没那么老，可是我看上去有那么幼稚吗？"《读者》这种幼齿小资杂志产生在生猛的兰州确实有点奇怪，但也有其原因，《读者》原名《读者文摘》，诞生于1981年，不用说，是那个不讲版权的年代从美国《读者文摘》抄来的。我曾与《读者》创刊人之一短暂共事，老人家说的经过是：当时心念一动，觉得该类杂志肯定能火起来，便立即动手，迅雷不及掩耳地占领了市场。我琢磨，当时打美国《读者文摘》主意的人不会是少数，只有兰州人说干就干，并一直坚持到现在，让《读者》成了中国最赚钱的杂志之一，想不佩服都难。从最执著的杨丽娟和最温情的《读者》，应该是兰州人性格的两极。杨丽娟向左，《读者》向右，中间偏左的是不顾后果的愣头青，偏右的是文艺青年。自然，要说走极端，兰州绝不人后，最能煽情的电视主持人朱军也是兰州人，曾经说CCTV就是要有皇家风范，让人以为中国现在还是帝制；假如你以为《读者》的小资情调就够极端了，但别忘了，兰州还有一本天下最能忽悠的杂志，《飞碟探索》。

每个城市都有大批的文艺青年，杨丽娟和《读者》都只有一个，但愣头青以兰州为多，在总结兰州人性格产生原因时，对兰州爱之深责之切的颜峻曾经写过一篇《丑陋的兰州人》，他说："兰州的市民文化，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文化基因。西北都是这样，但以我的经验，兰州尤其严重--经济落后、文化闭塞并不是造成自卑的全部原因，还要加上一种洋洋自得。比如说，作为省会，兰州人可以怀有一种惊人的优越感。优越而封闭，倒也罢了，但还要有电视和报纸，让大家知道世界上还有北京和上海，还有东京和巴黎，还有尼亚加拉大瀑布。这样就有了自卑，没有钱，没有文化生活，没有时尚知识，没有改变生活的机会，那么就继续酗酒、崇拜权力、吹牛。"颜峻是在说兰州，但这种自卑文化基因，在整个中国又何尝不是，别人一批评就炸，觉得是在"辱华"，稍听到不顺耳的话就要求道歉，企图"封杀"，还有网络愤青们动辄叫喊的"血洗""屠杀"等，看似强硬，实则羸弱，无不是这种心理的具体体现。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放开自己的心态，平和起来，我想，该像兰州众多的文艺青年那样，"走出去"--更多的兰州人中国人走出去，更多的外乡人外国人走进来，将"文化的抗拒"（颜峻语）变成文化的融合，才是唯一的出路吧。（金羊网讯） 07-07 │评论(108)

袁剑：大裂变来了？

网络上只有第一部分，在最惊心动魄的地方戛然而止，留下了巨大的悬念。
这篇文章的全文应当是刊登在《南风窗》上，我看不到，不知道是第几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

十年砍柴：若杨佳是进城民工或许不会发生悲剧

看了好多关于这个文章的评论，不由感叹，有阅读障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某处的编辑还给这个文章改名为“若杨佳不是北京人或许不会发生悲剧”，刚看到这个标题，简直一头雾水，直到看完全文，又去搜了一下相关评论，才知道原题并非如此。
砍柴兄的文章用的是曲笔，他意在说明，杨佳的悲剧在于，他相信了不该相信的。

工具理性笼罩下的现实生活
这个文章恰恰可以解释，为什么上面两个文章发不出来。

历经30年漫长的改革跋涉，中国似乎终于修成了正果。与西方市场经济的先进们相比，今天的中国不仅拥有了一整套宏、微观市场经济体系，拥有了一大批熟练驾驭这套体系的技术官僚，更拥有让西方前辈们望尘莫及的增长动力。这种看上去似乎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经济活力让西方国家自叹弗如、艳羡不已。在经过了十数年的迷惑、怀疑、苦思而终于不得其解之后，（现有的思想资源似乎已经很难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的经济神话），西方的观察者们终于将中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而在地球的这一边，中国内部最顽强的怀疑论者也开始销声匿迹。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迷，而是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资本主义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像力。揆诸中国100多年的现代化历史，这种天时地利的历史境遇还是第一次出现，可谓千载难逢。
虽然仍保留着中国式的克制和低调，但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显然已经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开始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三十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的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三十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三十年。然而，这是真的吗？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仔细体会这个讲话的背景，很多人都会将这个讲话当作典型的官样文章而熟视无睹。但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我们就会发现：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一如既往的高速增长，并无异样，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已经彻底消灭了的通胀的时候，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这让中国的的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中国领导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中国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也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开始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中国领导人疑窦丛生、惴惴不安。在他们前面，仿佛一个巨大的幽灵已经开始舞动它的翅膀。
是的，中国领导人的直觉非常准确。在一场历时三十年的资本主义狂欢之后，中国可能的确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最近几年已经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三十年沸腾的资本主义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的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过去三十年中积累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则尤其如此。在所有的认同都烟消云散之后，经济增长就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高速经济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所有的政治诉求。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高速经济增长可能是继续凝聚这个在精神上已经彻底裂解的国家的唯一法宝。于是，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这样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这只是一种错觉。我们将会看到，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候，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他们邀功请赏的统计游戏。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就非常经典的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这种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了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各级官员。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的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就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超低的水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超低的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级的税收优惠、超低的劳动标准。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的人均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0至30%），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在中国，资源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这其中的巨大差价，其实就是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谋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我不倾向使用“竞争力”这个词语）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只是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之一。而即便是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正是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的高度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最重要的特殊禀赋。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中国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秘密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的高投资的话，那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畸高的投资必然带来严重的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所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奇高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这些产能的所需要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在中国，有人看到了过剩，也有人看到了短缺，但事实上，中国是过剩与短缺并存。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这些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总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某些经济学家看来，这正是加以成本为零的理想境界）。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被剥夺了，人民的社会保障被剥夺了，劳动阶层的工资被剥夺了，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的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可以相当有把握的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上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高增长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正在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在我看来，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完全是杯水车薪。如果所有这些价格向一个正常社会可以容忍的标准看齐的话，不仅大量中国企业会破产，而且通货膨胀也可能会飞到天上去了。有人将中国的这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这个所谓境外输入说，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黑洞般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另外一个最新的例子则是，当中国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以及能源价格的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正所谓“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暴涨”，前几年的一句调侃，竟然一语成谶。据说，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中国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这些原材料及能源，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像。如果有朝一日，中国政府无力或者不愿意再压低资源价格、土地价格，并且让劳动力价格恢复到人道可以容忍的水平，以中国增长模式的消耗之巨，人均资源之贫乏，中国的通货膨胀几乎肯定将达到难以容忍的水平。否则，恐怕就只能通过一次非比寻常的大萧条来消灭过于庞大的产能。以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我们离一次剧烈通胀或者一次大萧条可能都只有一层纸的距离。在这里，我们应该终于可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真实含义。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阈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与大多数人的想像不同，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道理很简单，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经济的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在迅速超越在这方面名声最差的几个国家。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三十年中彻底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在中国，所有的精神纽带几乎都已经折断，社会认同几乎荡然无存。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这是一个古老的智慧，但却是人类代代相传深植于社会基因之中几乎成为本能的一种智慧。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战争或者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另外一层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三十年。三十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中国经济中的种种不祥之兆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显然，在三十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麻烦周期，或者说是一个还债周期。不巧的是，中国内部这个危险的周期可能与另一个不祥的周期叠加在一起并发生共振。

6月22号，早上出发。
穿过村子，镇子，集市上闲坐的人们。
车停下以后，还要穿过一片树林，一小块沼泽。
沼泽里的香蒲很茂密，但毛蜡还没长出来。
树林里有个穿红衣服的人，也许是挖野菜的。
树林走到尽头，豁然地看见河湾，和河边大片的浅草地。
河边有浮萍类的植物，开着小黄花。
河对面是一大片杨树林，很绿，树影映照在水上。
有人坐在小岛上钓鱼。
到处都有蝉声。
还有麦田，真的是金黄的颜色。
回去的路上，一座又一座石头砌成的房子，低矮，整齐，有水塔，水池。
朋友说，那是当年日本人建的，他们住在那里，养猪和种水稻。

另外，只有三本，已经被朋友要光了，所以，看博客的朋友，就不要以这是我们友谊的试金石的态度跟我要了。

PS：1药失效了，从此开销增加一倍。
2手大概是打字太多了，需要戴个很厚的护腕。
3每天都有大雷雨。

    我有一个疑问，孟广美的男友Corrado真是骗子吗？或者说，他算是骗子吗？
    孟广美和他相识11年，拍拖4年多，孟广美的父亲生病期间，Corrado曾经数次带她父亲赴港求医，还在2005年7月15日，赴孟家正式提亲，并送上3.8克拉的钻戒作为订婚戒，更不用说多少次的亲密亮相，多少次以恩爱形象示人，这不是拆白党所能为，仙人跳也没有这样的耐性，如果这是一场精心谋划的骗局，耗时也未免过长，投入也着实过多，根也扎得太深，《色·戒》里的美人局，不过耗费了两年多点时间，都让看过见惯的特务头子暗自惊叹，Corrado的所耗所费，如果纯为骗取钱财，恐怕会令易先生都惊叹折服。
    何况，以孟广美的精明，Corrado若不露出一些真实的家底，她又怎么肯倾尽家财？能够聚敛5亿港元的投资，也非常人所能为，其长袖善舞，其人脉深厚，其运筹帷幄，如若折成钱款，也值5个亿。现代人的价值观财富观无非如此，你筹来多少钱，就等于你有多少钱。
　　只能说，Corrado是个失败者，失败的情人，失败的资金运作人，失败的危机平息者，投出去的钱固然不见声响，事后的表现也过于失措张皇，是他的失败，使他成了骗子。而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不是因为他实行了欺骗，而是因为他是个不成功的骗子。
    某名人就远较Corrado成功，他的发家史，即便以旁观者的身份看来，都让人捏着一把汗，有几次就在败露的边缘，有几次差点就要打回原形，却终于惊险地脱身，空手套白狼，宝塔镇河妖，终于成了半个神仙，再也没人追究。还有本地的钢铁大王和矿山业主，他们的发家史，基本就是一部又一部的《血色黑金》，他们永远也上不了福布斯排行榜，胡润也未必敢于将他们的名字和资产入榜，但他们都没有成为骗子，是因为他们终于获得成功。所有资产放大的过程，其实都险象环生，道德和法律上的遮羞布千疮百孔，但挨过去了，胜了，就是神仙，没挨过去，败了，就是骗子，抢劫犯，就成为古墓荒宅里那些没有修炼成仙，终日慌不择路，动辄被雷轰电打的狐狸精。
    至于Corrado对孟广美的不忠，至于他和高级应招的如烟往事——那不是问题，身边的科长夫人，都懂得对丈夫的胡天胡地眼开眼闭，Corrado的最大问题不是寻芳逐艳，而在于他是个失败者。
    骗子之所以成为骗子，是因为他是个不成功的骗子，王之所以成为王，是因为他成功地成为王。而那些貌似铿锵有声的规则，只为帮我们这些软弱无能者，找到理由为自己开脱。

    经过端午长假，《葫芦兄弟》电影版的全国票房收入接近千万元，创下近年国产动画片票房纪录。尽管这部电影版，不过是1987年播出的电视版的简单翻拍，有些地方的满场率却在85%以上，连发行方都大感意外。
    但作为《葫芦兄弟》电视版曾经的观众，再度打量《葫芦兄弟》，却发现，它竟是如此cult的一出戏，阴郁的场景，血腥的剧情，作为主人公的葫芦娃，性情也是既纯真且乖戾，剧情更满是cult因子，穿山甲和老爷爷，死得毫不留情，蛇妖将葫芦娃剥光扒尽，捆绑兼SM，台词也耿直得可怕，粗口加上性别歧视，一点儿也不避嫌疑。好在它借的是怀旧的光，影院里少的是孩童，多的是我这等三十上下、幸灾乐祸的前中年，新闻里，某观众的观感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蝎子用尾巴勾住三娃的裤衩，使劲扯，没有扯下来，我在下面焦急：你倒是用力啊！嘶……葫芦娃正面全裸，影院一片哗然，我兴奋得拼命鼓掌”。
    再将目光延伸到当年的动画片上，会发现，它们也都满载暗黑诡异的cult因子，《九色鹿》、《雪孩子》拥有史上最残酷的动画片结局，《黑猫警长》里，母螳螂将公螳螂吃掉那段的剧情和音乐，至今都令人森然。而回顾1980年代的大陆电影，犹如步入一条Cult Film的妖夜长廊，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早期的《黑三角》、《保密局的枪声》、《405谋杀案》、《R4之谜》、《特高课在行动》、《雾都茫茫》、《戴手铐的旅客》是凛冽阴森的时代投影，80年代中期的《孤独的谋杀者》、《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黑炮事件》、《风尘女侠吕四娘》是孤独茫然的未来展望，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的《银蛇谋杀案》、《黑太阳731》（导演牟敦芾另有力作《打蛇》）、《凶宅美人头》、《黑楼孤魂》、《圣保罗医院之谜》、《雾宅》是心有余悸的现实惊魂。
    时代气氛，是怎样也回避不了的吧。尽管八十年代有那么多的禁忌，却也有那么多的规则尚未树起，总有些缝隙，供艺术家喘息兼夹带私货。况且，对于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来说，电影里所表现的，正是他们的时代共识，因此没人觉出不寻常。像80年代早期电影里，那种萧瑟肃杀的街道场景，那种阴暗的空间感，那种奇异的灯光效果，是再也难以复制的。像《R4之谜》里，穿黑色橡胶雨衣的人，在雨夜扑在窗户上，将幸存的知情人吓死的场景，像《蓝色档案》里，穿着深色镂空花纹的天鹅绒旗袍的女人，被特务推倒在阴暗的牢房里进行刑讯的场景，也是别的时代的创作者，无论如何不会呈现的。即便是在传奇里，即便是在最不靠谱的纯虚构作品中，即便是在最明媚的颂歌里，八十年代的那种突兀离奇，那种心有余悸，仍是一点一滴地渗了出来。
    是谁说的：“过去是个异域”。而到了现在我们才明白，过去了的八十年代，是个充满cult色彩的异域。